赵昺的帐是如此算的，他要利用斡脱商人的‘门路’打开通往内地的通道。当前两广沿海被蒙元设置了禁海区，在这个范围内成为各类走私分子、匪盗的天堂。但是也只是存在相对的自由，元政府设立隔离区是为了加强对琼州的封锁，自然不会任由走私贩子猖獗，因而会时不时的遣兵进入隔离区发起清剿，乌合之众般的走私贩和盗匪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往往每次清剿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即便事务局凭借便利的条件，每每能躲过元军的清剿，避免重大的损失，而他们的武装力量还难以正面对抗元军。但这些人做的都是琼州的买卖，所以归根结底损失最大的还是琼州。另外随着封锁线愈加严密，向内地渗透也更加困难，一批货物往往要损失五成以上，导致利润下滑。这也是黄华为何要与陈吊眼联合，借路通行的缘由之一。
元军现在围了陈吊眼的山寨，切断了通路，使得私盐生意受损，他们不得不另行开辟通路。而斡脱商人如苍蝇一般，哪里有铜臭味儿都能寻的到，不过他们拥有特权可以自由出入不说，还会借助元军之手打击各方势力从中谋取最大的利益，反而是他们从中获利不小。
赵昺此次的意图就是通过向斡脱商人‘施恩’向他们买路，毕竟海贸生意要比贩私这点蝇头小利大得多，而只要他们想挣钱就不愁不愁他们不入坑，且自己守住海峡也就把握住了定价权。他将自己的意图与郑虎臣、庄世林和周翔三人一说，他们也都眼前一亮。
如此一来，事务局的商队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行走江南之地，盐卖出去了钱自然也就回来了，大头也入了内库，解决了花钱吃紧的问题。同时，将作监也能够通过斡脱商人夹带的方式获得急需的物资。而这些综合算下虽不比‘打劫’来的快，却并不比买路钱来的少，且‘打劫’是一锤子买卖，人家不来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四个人一合计便定下了谈判的原则：
要求斡脱商人协助琼州开放钦州、雷州、潮州及福州四处商路，分别对应蒙元在沿海设置的湖广行省、江西行省、福建行省和江淮行省。这四处皆有内河与大海相连，船只可直达内陆地区；让斡脱商人答应替琼州收购战马、铜铁等禁运物资，贩运到琼州；要求沿海各州府放松对内陆走私船的监管，使他们可以到达琼州交易等。如此便可以放他们的船只往返海峡。
赵昺知道这些要求对于斡脱商人来说并非不能达到，无非是上下行贿，许与暴利罢了。加上蒙古统治者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并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的原则就是谁能给自己弄到钱就是好样的，并不在乎用什么办法，而这些斡脱商人也早已摸准了他们的脉，再说商人重利，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且对于这些斡脱人来说，蒙古人也不过是自己捞钱的工具，谁能给他们利益谁就是主子。
但这几条‘私路’的开通对于琼州不仅仅是获得物资和金钱那么简单，其中却有重大意义，赵昺可以通过此向内地进一步的渗透，派遣人员、军队进入内陆发展势力，建立根据地。一旦时机成熟发起复国之战，这些地方都可以成为宋军的内应，战事一起一呼百应……
忙忙叨叨之中很快进入九月，朝廷三月开科取士，经过乡试和府试两轮淘汰，加上恩赐的归朝士子共有五百余人已齐聚府城准备参加部试。开科对于每个朝代都是件大事，何况是行朝建立后第一次开科，赵昺令人扩建和修缮了科场，以左相陆秀夫作为总裁，参知政事刘黻、礼部尚书徐宗仁、吏部尚书陈仲微为副总裁；以应节严和文天祥为知贡举。又任命了十八坊考官和提调、监场、搜查、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一众事务官。
万事具备就待开考的时候，突然有士子闹起事来，称此次科举不公。赵昺听了一激灵，自己此次开科确实有违旧制。每次国家开科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在英宗时定为三年一大比，也就是所谓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考试时间为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当初赵昺考虑到宋朝也是多年未举行科举，而琼州读书人又少，为了能选拔些本地人才增加了乡试，以利于更多的人能参加考试。而琼州地方又不大，不需考生长途跋涉前来，因而在考试时间上也做了调整与旧制大不同。且当时他提出时，众臣也都没有反对，便照此实施，可到最后关头却又出了麻烦。
赵昺起初以为是那些在府试中落选的士子闹事，可细问之下却非如此。原来自去年行朝决定开科之后，不仅琼州的士子们知晓了此事，这事儿随着行商和往来琼州的人口传到了内陆，并迅速扩散开来。因而许多内地士子也想参加科考，但是许多人却都是听闻，并不知详情错过了考试时间，失去了参加部试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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