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赵昺一直关注着元军的调动和整编情况，他经过分析后发现元廷设置的江南三行省的治所均位于行省北部而非行省的心脏地带，具有辖区狭长、重心在北、以北制南的特点。
这种特点应当说与蒙元地区的统治政策密不可分，广袤富庶、人口众多的江南地区，不仅是其统辖地域，更是其经济掠夺与军事镇遏的重点对象。因此，除了一般性的行政职能外，江南三行省还是他们的主要财赋征集地与大军区。
若从整个江南地区看，蒙元镇戍军的驻防，其实是以长江沿线为中心，其中从长江入海口直至重庆三峡的南北沿岸，密密麻麻驻扎了至少三四十翼万户，这些万户府多以汉军为主，是元廷监控江南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一旦江南腹地有警，各行省即会迅速从各翼万户府抽调兵力，南下弹压。
而江南腹地的镇戍军，新附军的成分开始明显增多，除了汉军、新附军相参的万户府外，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以新附军为主的万户府。新附军由前宋降兵整编而成，元廷对其采用即利用又防范的政策，新附军虽人数不少，但多数被化整为零，以千户为单位配隶于万户府下。
即使一些较纯粹的新附军万户府，也多数与兵力有限的下万户府，为元廷控制江南的辅助军事力量。至于行省南端地区，因地理环境、气候等因素，不适于以汉军为主的镇戍军久驻，在江南镇戍体系中处于次要的地位，形成了这种重北轻南，守内虚外的格局。
赵昺正是根据元廷的这种布防情况制定了反攻江南的战略，以己部主力借助水军的优势直取长江防线，在形成割据的同时牵制敌军主力，使其无法南下增援。而江南腹地的元军战斗力羸弱，则交给战斗力较弱的地方义军收拾，从而争取战略上的主动。
而具体到江西行省的镇戍军万户府，其实也是呈重心在北，以北制南的布防姿态，兵力雄厚的万户府，尤其是以汉军为主的上万户府，多驻扎在行省北端，背靠长江一线驻扎。与江浙、湖广行省大致相似。加上鄂州战略和商贸重镇的地位，设防必然严密，屯驻的也皆是汉军精锐。
要知道当年忽必烈亲征动用二十万征伐江南，只鄂州一路就占据了半数兵力，集中了伯颜、阿术和阿里海牙等将帅，他们皆是一时能征惯战的名将，动用的更是的以蒙古军为主，北人为辅的精锐之师，可见鄂州是易守难攻。而现在是攻守异位，宋军成了攻击方，又要在短时间内结束战斗，赵昺还是有些忐忑的。
鄂州城自东吴孙权在赤乌二年修筑旧垒夏口城，这里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此为名。城池周围十二里，高两丈一尺，后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入唐后，因为城池在江岸，受江风影响，难立垣墉，每年需加板筑修葺，节度使牛僧孺为减少年年修城的辛苦，在夯土墙外包砖，提高了城墙质量，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
到了本朝鄂州城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皇佑三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限于地形，城池扩建向东展开，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
鄂州城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通接雍、梁，实为津要，历代常为重镇。，随着宋朝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这一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绍兴年间，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绍兴五年，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
由于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长江为限，城中山丘连绵。从西面长江边向东延伸，依次有黄鹄山、凤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黄鹄山在府城西南，起东九里，至县西北，横贯全城。山之最高处有矶，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曰黄鹄矶，着名的黄鹤楼就建在矶头，但其作用初时是作为了望江面的哨楼用于军事的。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沿着黄鹄山、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除了官署，主要有学校、寺庙等文化、宗教类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老城区难以容纳，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贸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区。
城中之山黄鹄山具有控扼全城的优势，各级官府衙署环布山麓，集中于山的西麓、东麓与南麓。转运使司在州之清远门内，即旧江夏县及县丞厅也”；湖广总领所置司在武昌门内；都统制司先置司于州治，后在绍兴十一年也移司于城东黄鹄山之麓，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势高险的子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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