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童的含糊其辞，让真金彻底冷静下来，他并非是一个毫无见识的‘小白’皇帝，严格的说自幼就被作为皇帝的继承人来培养的。他接触过儒、佛、道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最后接受了儒学，先后受教于名儒姚枢和王恂等人，被封为燕王的时候，便被任命为中书令。
中书省为元代最高的行政机构，中书令即中书省之首脑，秩正一品，地位很高，此时他年仅二十岁。在立为太子后，又被命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次年，他开始到中书省「署敕」。每月到中书省官署二次，对必要的公文签字画押。作为太子广泛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残酷的权力斗争，经历了元朝建立初期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
真金的经历让他对国家制度、政治制度有了全面的了解，明白其中的得失。他知道父汗早期的成功，是由于其明白地理上的大一统，必然需要文化与政治上的大一统，因此定都汉地，修筑大都城；建立年号、国号及有关礼仪制度，设太庙祭祀祖先，制订中原朝仪等；除此之外，建立中央集权的王朝官僚机构。并采取了重农、尊儒等一系列措施。
虽然如此，但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骑马民族，真金在学习儒法和参与政事的过程中，以为其汉化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徒有虚表。何况忽必烈即位之初就颁布诏书，阐明了自己的建制原则：祖述变通。祖述就是继承蒙古旧制，变通即进行汉化改革，这就注定了元朝的变革并没有深化，以致传统的政治弊病一个不少，非传统的政治弊病也一个不少。
首先忽必烈后期对于汉化的推进并不积极，汉化进程迟滞，仅把它当作一种准宗教对待。这本身也是因为蒙古大帝国疆域宽阔，站在蒙古的角度，汉地只是蒙古大帝国的一小部分，所以蒙古统制阶层从未站在中心论的位置看待元朝，且面对的是多元文化：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文化、欧洲基督教文化、中原汉文化。这么多选项对比下，在旧宗统制阶层当然不会认为汉文化优越，也就缺少汉化的内在动力。
其次，蒙古人不识汉字，宫廷主要使用蒙语，建元后创立蒙古新字，凡官方文件，必用其书写再以汉文附之，这就导致汉人也不得不学蒙古文，否则想做个吏员都很难。且蒙古人大多不懂汉文化，特别是儒学，讲来讲去他们都表示听不懂，说儒师教儒书多年，不知其义，而西番僧教佛经，一夕便晓。
再有，正因为蒙古人没有融入汉文化之中，以致他们瞧不起汉文化，接受汉文化十分缓慢，大多数人始终对汉族地区的典章制度、思想文化比较隔膜。也让他们不会重用汉人士子，朝廷也长时间不举行科举，儒家士子们便无法进入官僚体系。
此外由于保留了诸如投下制度、斡脱制度、赐赉制度、怯薛制度等等大量的蒙古旧制，蒙古贵族们便得以利用特权肆意贪污腐败，制造了诸多敛财的名堂，而这也成为官场常态，不贪不腐反而不正常，使得朝廷本身就像一个大贪官。
另外忽必烈在攻灭江南后，也并没有放弃征战，仍然不肯歇兵，先后对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地发动侵略。可是这些国家太过贫穷了，由于掳获不多，甚至惨败，使得几次用兵都是赔本买卖，不仅没有所获，还搭上了本钱。也正是由于战争的消耗及荒废无度的官员必然导致了财政危机的频频爆发。
真金也体会到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使政局不稳，官员大多不理国政，贪图享受，腐化至极，经臣钩心斗角，欺上瞒下，朝廷横征暴敛，使得经济越来越衰，百姓走投无路纷纷为寇。而在南朝的反攻之下，税赋之地接连丧失，又使得赐赉无法兑现，让旧宗王们对朝廷不满，自己对于草原的掌控力也在下降。
“左相以为现下当如何？”真金虽然已经洞察到一切，自己也以为在继承汗位后可以雄心勃勃的大干一场，清除弊政，实施汉法，重振大元雄风。可是时不待己，南朝不断发起战争，使得他疲于应付，无暇分身整顿内部。而当前的纷乱局面不过只是前时各种矛盾积累的集中爆发，他掐掐脑袋无力地问道。
“臣下以为当与南朝议和！”安童脸上带着挣扎，艰难地道。
“议和？！”果然其话音一落，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不可置信地齐齐看向安童。
“不可！”桑哥首先反应过来，厉声道，“当下我军毁敌辎重，伤其国主，正是反攻的大好时机，岂能议和？”
“左相此时提出议和，向南人屈服，不仅辱及国体，更是贻害无穷！”月赤察儿也大声斥责道。
“臣下以为左相之议可以商榷，与南朝休兵，整肃内政，重整军备，休养生息，才是立国大计！”而李谦却表示了对安童的支持，站出来向上施礼道。
“臣以为错失反攻良机，才是亡国之道，还大汗早作定夺！”月赤察儿再进言道。
“臣以为现下南军失去辎重，进攻乏力，退则不甘，正是议和的良机，我们也可以争取主动！”李谦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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