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昺的督促下，朝廷方面也在想方设法的寻求灭蝗之策，朝野上下纷纷上书献计。这些奏疏经过中书省审阅后转到他的案头，赵昺仔细看过，大略分为三类：
一是以为大宋连年征战，杀戮太重，此祸乃是上天的警示，让他祭天请罪，下罪己诏；二是由朝廷下旨，督促地方官员全力灭蝗，而采取的措施无外乎那些提到的方法，并没有多少新意；此外有一种却有采用蒙元惯用的防蝗、治蝗措施。
装神弄鬼的事情赵昺最讨厌，尽管奏疏中说的天花乱坠，也根本打动不了他，这种东西一律驳回，并加以训斥；第二种赵昺觉得倒是中规中矩，也不能说错，只是操作起来还是很有难度的；但是采用‘胡法’的条陈，写的十分详细，又有可操作性，让他有些心动。
其实赵昺经过北伐，走遍了淮河两岸，让他对史书一些所言产生了极大的质疑，事实上他发现蒙元方面对于农业还是很重视的，尤其忽必烈非常重视“农桑业”的发展，即位之初就“首昭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因此极为重视水利的修建及对各种灾害的防治。
在赵昺看来两淮地区的农业发展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应该说好于女真和南宋统治时期，当然这也有客观因素的存在，毕竟南宋在两淮地区先于女真，后与蒙古人在那里打了近百年。敌我双方你来我往，都试图破坏当地的基础设施，还动不动就扒开河堤，以阻挡敌军的进攻。
但是蒙元占据两淮后，通过移民和兵屯开垦荒地，兴建和恢复水利措施，使一些地区的农业得到发展，这是赵昺亲眼目睹的，绝不是史书上所言蒙古人只破坏不建设，造成占领区赤地千里，田地撂荒，还是有很多地方被重新开垦成为良田的，甚至超过前时。
在通过这本奏疏，赵昺对于蒙元治理蝗灾又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不仅在法律层面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措施，还有具体的治理方案，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具体而言，蒙元在律法层面对灾害防治不利的官员做出了处罚标准：诸有司不以时修筑堤防，霖雨既降，水潦并至，漂民庐舍，溺民妻子，为民害者，本郡官吏各罚俸一月，县官各答二十七，典史各一十七，并记过名。从而保证官员不敢懈怠。
在治理蝗灾方面，历朝历代积累了很多治蝗方法，但多是蝗灾发生后的杀灭举措。而元代则结合日常农事活动开展除蝗，却是开了先例的。即在秋耕之际，将蝗卵翻出，靠日光晒死。时间上比宋人早，效果更佳。有载“复申秋耕之令。……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土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甚于常禾也。
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复申”此令，足见蒙元方面治蝗方法的重视。除此之外，还有春烧荒地以及无草荒地捕除蝗子等防止蝗灾的措施，这些治蝗办法在现下算的上是较为先进的。
历代治蝗都设有专职的官员，元代亦如此，选拔官员督促捕蝗的。另外，在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还提出了“马骨”、“雪水”溲谷物种子，就可“禾稼不蝗、虫”。指出“然蝗之所至，凡草木叶靡有遗者，独不食芋桑与水中菱芡，宜广种此。”这些都对蒙元防止蝗灾发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若在熟地并力翻耕；如在荒坡大野，先行耕围，籍记地段，禁约诸人，不得燃烧荒草，以备来春虫蝻生发时分，不分明夜，本处正官监视，就草烧除。若是荒地窄狭，无草可烧去处，亦仰从长规划，春首扑除。仍仰更为多方用心，务要尽绝。若在碱盐草地内有虫蝻遗子者，申部定夺。”
此外元代不仅积极预防蝗灾的发生，而且在蝗灾发生之后做的也很得力。至元五年，规定“蝗蝻生发、飞落，不即打扑、申报，及部内有灾伤，检视重申这一规定：“蝗蝻发生，官司不即打扑申报，及申验灾伤不实者纠察。”
这项规定看似针对蝗灾发生时，但在赵昺看来，事实上此诏令也具有迫使官员进行灾前防治的作用。而官员们为在治蝗工作中取得良好政绩，当然希望把蝗灾消灭于发生之前，惟恐蝗灾发生后落个治理不力的罪名。
蒙元抗击蝗灾主要采取的是捕打，一般由地方官负责，召集地方农民捕蝗，有时朝廷也派遣官员督捕。中统年，蝗起真定，忽必烈就遣使者督捕，役夫四万人，以为不足，欲牒邻道助之。(王）磐曰：“四万人多矣，何烦他郡！”使者怒，责磐状，期三日尽捕蝗，磐不为动，亲率役夫走田间，设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尽灭，使者惊以为神。
另外也有蝗灾发生于禾稼成熟季节，对禾稼已够不成危害，而不捕的，“至元二年，陈佑改南京路治中。适东方大蝗，徐、邳尤甚，责捕至急。佑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其伤稼也，今人全具地，谓左右曰‘捕蝗虑具伤核也，今蝗虽盛，而谷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专擅不可，佑曰：‘救民获罪，亦所甘心’，即谕之使散去，两州之民皆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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