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东被皇帝点名，顿时身上出了身白毛汗，酒意顿时全无。他清楚这看似是闲聊，但是也可能是考校，自己一旦对答失策，就会在陛下心中留下坏印象，以后的前程堪用。而朱瑜等人还在旁借着酒劲不住的要听上官的‘高见’，让他有被在架在火上烤一般。
不过廖东毕竟出身于御前护军的亲卫团，这里可是有皇帝亲军，将官摇篮之称的地方。早在府军时期，小皇帝就提倡要消除军中文盲的想法，也身体力行的在府军中设置教习一职，利用训练和征战之余教士兵识字、读书。
所以当初府军的军士虽然文化底子不好，但是经过不断的学习，基本上读写皆无障碍，而经过不断学习军官们可以独立书写各种军事文书，制定训练、作战计划。而后府军改为禁军，又几经扩军，但是基层中教习一职得以保留，教导士兵读书识字作为制度也坚持下来。
在军中浓厚的读书、识字气氛之下，使得普通军卒们也有了更多的出路，学得好的优先进入教导队学习，得以成为基层统兵官。更为优秀的进入武学，几年深入学习后得以跨入仕途，成为各级军官。而最不济的，经过七年的浸染也能识文断字了，退役后也有机会在衙门中当个小吏。
作为皇帝亲军的亲卫营，后来的亲卫团、亲卫旅，在皇帝的关照下自然开展的最好，其有空闲还会亲自为大家讲课。而廖东也正是如此成长起来的，当兵时学习优异被选拔进琼州军校学习两年，毕业后成为基层军官，后来作战有功提升为指挥使。
再后来因伤脱离护军系统，转入州军系统，但在升职前同样需要在武学中经过一年的培训，考试合格后才能跨进高级指挥官的序列。因此说廖东虽然紧张，但并非是草包一个，而经过系统学习的军官，对那段给大宋带来惨痛教训的战争并不陌生。
廖东先喝口酒压了压惊，组织了下语言才开始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他也很聪明，并没有提及决策层面和端平入洛失败的问题，而是只从军事角度来谈战略和战术方面来说后事。因为他清楚论及决策必然会说理宗，那不仅是犯忌讳，而是掉脑袋的事情，何况当今皇帝就坐在身边。
首先，宋军自身的质量不足，尤其体现在野战上。时任淮西总管的吴潜一针见血地支出“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宋军虽然防守有余，但是野战捉急，说得难听点，南宋的军力能凭借地形守住现有的江淮巴蜀防线，但难以据守关河。
其次，宋军将领难以支撑起据关守河的重任。虽然在抗蒙的过程中宋军涌现出了不少骁勇善战之将，但多数都是在川蜀或两淮的防御作战中取得的战果，如果想据关守河，在中原直面蒙军主力，宋军需要真正能独当一面的将领。
就像乔行简的话“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孟珙确实厉害，可仅有孟珙也不够啊！
最后还是后勤问题，中原残破已经无法做到自给，而江南经济形势也是一片狼藉。且为了防守漫长的防线，不得不部署重兵，军费开支浩大，财力不足以支撑起长期的战争，导致拖欠粮饷的事情成为常态，使得军队士气不高。
廖东的分析让几个人连连点头，这些观点比之他们私下论兵得出的结论更为贴近当时的现实，而非臆断。他们也已国有孟珙这样的大将来驳斥，可想想在端平入洛的行动中，宋廷派出的全子才和赵葵，却皆是一战即溃的货色，辩解几句自己都没了底气，只能默默听其畅谈。
而后廖东又说起之后蒙古侵宋，双方在战略和战术上的策略。
彼时双方战线，东起江淮，西至秦岭、陇西，按照宋朝的行政区划，形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战场：东路江淮战场，介于长江、淮河之间；中路荆襄战场，其焦点就是襄阳一线；西线四川战场，又称巴蜀战场。
东线，蒙元大将阿术鲁统帅，以张荣为先锋，出河洛，重点进攻徐、邳。中线，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和诸王忽都秃、口温不花及木华黎之孙塔思率领，出唐、邓，重点进攻襄阳、樊城。西线，窝阔台次子阔端率军重点进攻秦巩、巴蜀。
在之后几年里，蒙古军队优势明显。西线，阔端迫降占据巩昌的金国旧将汪世显，增强了实力。次年，蒙古攻破阳平关，打开了进入蜀地的通道。几年间，西线蒙军如入无人之地，宋军接连战败。
中线，自岳飞开始，南宋军民历时近百年经营的襄阳一带，一度被蒙军攻陷。唯有东线的情况稍微好一些，南宋军队与蒙古军队旗鼓相当，互有胜负。
宋廷之所以还能够在劣势下勉力支撑，主要还是蒙古人有其自身的严重不足，那就是没有稳定的权力交接体系。自窝阔台汗去世，蒙古最高权力几度变革，甚至一度出现汗位空悬长达三年的尴尬场景。
使得大宋获得了喘息之机，在各个战场上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西线，接替孟珙的名将余玠在调整军队的同时，构建了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川东山城防御体系，有效遏制了蒙古人的骑兵优势。东线作为临近南宋京畿的要地，更是集中大量精锐。因此，蒙宋战争一度陷入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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