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辽东只是郭大靖的根基，平辽灭虏也只是初期的阶段。他的理想如果仅只于此，那可就丢了穿越者的脸。
建豪宅，郭大靖当然也不在意。哪里还有比紫禁城更大，更富丽堂皇的宅院呢？
都是小家子气，眼皮子太浅啊！
在宏图大志这方面，郭大靖绝对有资格小瞧任何人。包括毛文龙，包括朝堂上的首辅次辅、诸位大佬。
只不过，没人知道郭大靖的野心之大。
远在京师的崇祯更不会想到，刚刚跨海远袭，替他和朝廷挽回颜面，被升任为总兵的郭大靖，竟然早就惦记着他的龙椅。
绕道入关的建虏被近乎全歼，奴酋皇太极被生擒入京，千刀万剐。前所未有的大捷，振奋了军心民气，但建虏入寇的后遗症，却在不断爆发。
建虏肆虐京畿时，崇祯向四方军镇发出了勤王令，连远在甘肃的边军，也派出一部奉命向京师进发。
勤王的甘肃边兵在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时，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导致兵变，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被杀。
而在起事的边军中，有一个把总姓李名自成，率部分乱军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挂的农民军。
此时，陕境内已有农民起义军百余部，形成烽火燎原之势。很多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也加入义军，并成为其中骨干。
但崇祯并未意识到陕西义军烽起的严重性，他任命的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杨鹤，全不知兵，迂腐地以招安之策对付起义军，以致“流贼之肆毒，祸始于杨鹤”。
在杨鹤的奏报中，陕境之内的乱贼左一股右一队地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并被安置到地方。
乱贼看似被纷纷平定，但这些被招安的乱贼只不过是换了个身份，在被安置的地方依旧抢掠、奸淫，地方官府反倒不敢管。
但凡有点头脑，有点逻辑分析能力的，也不会象崇祯那样，看不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根结所在。
不过是在频繁的天灾之下为了口吃的，谁吃饱了撑的，拿起木棒、锄头造反。
可崇祯一不减赋税，二没有切实的赈济之策，又拿什么来招抚起义军？
即便迫于形势就抚者，不久之后也因为朝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又纷纷再起。
崇祯看不明白，也或许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要钱粮，他上哪里去搞？支撑关宁锦防线，还要给异军突起的东江镇倾斜资源，已经要拖垮大明财政了。
刚在大胜的欢庆气氛中，过了个消停年。满书案的奏疏，又让崇祯这个小年轻的心情郁闷起来。
“以锦州为前线，宁远为中坚，山海关为后盾，将建虏拒于关外……”
崇祯看到这老生常谈，气得直翻眼睛。建虏都绕道入关了，还给朕在这里说什么关宁锦防线能挡住建虏？
没错，建虏是没从锦州、宁远、山海关这道防线上突破，可也说明这条防线的作用不大。
至少，十几万军队摆在这里，消耗的钱粮太过巨大，性价比显然是很低。
“孙承宗和满桂可有奏疏送来？”崇祯没好气地把奏疏扔到桌案上，有些急切地询问着王承恩。
“回皇爷，还没有。”王承恩躬身回奏道：“应该是时日尚短，在宁远的整顿还未完成。”
关宁军的临阵窜逃，是崇祯最终要弃守锦州、收缩防线至宁远的决定因素。如果占据锦州、大凌河，真的有平辽灭虏的希望，崇祯咬着牙也要撑下去。
但现在，关宁军将变成宁远军，连山海关也要换上崇祯信任的兵将，且肯定不是辽人出身的。
马世龙就是现在的山海关总兵，加左都督，是崇祯防范关宁军的第一步。
第二步则是调走宁远的守军，改为驻守蓟镇，其中一些非辽人的将领，比如曹文诏等人，将被留任。
第三步则是下旨命祖大寿率部回镇宁远，使其成为山海关外的缓冲和屏障，也方便运粮饷于觉华岛，就近补给。
这样一番运作下来，关宁军变成宁远军，也只剩下了三万多的人马。山海关则既是他们的后路，又是他们的督战队，并防备其作乱。
宁远三万，山海关四万，蓟镇三万，整个关宁军自此分崩离析，这支军阀式的部队再也掀不起大浪，崇祯也才能放心。
同时，弃守锦州和大凌河等地，每年至少能节省粮饷百万。在财政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这笔钱财正好投入到东江镇。
在崇祯看来，这是一举三得的妙计。既控制了关宁军，又能倾斜供应东江镇，还不增加财政负担。
不，应该是一举四得。蓟镇的驻防军不用再花钱招募，岂不是又省了一笔？
但就是这样的妙计，朝堂上却有很多官员上疏反对。
如果不是曹化淳带回来的郭大靖的分析，崇祯还不知道在这些官员慷慨陈辞的背后，却是想着继续在关宁锦防线的投入中捞钱贪腐呢！
而崇祯之所以派关宁锦防线的原创者孙承宗携满桂前往宁远，做移师关内的准备，是看重孙承宗在辽东经营多年，颇有威望。
满桂不仅是猛将，也曾在宁远长期任职。这一文一武的搭配，在崇祯看来，宁远军移师应该是又快又稳的事情。
可从派遣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崇祯操切的毛病又犯了。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孙承宗阳奉阴违，并不卖力地执行收缩防线的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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