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长久以来都是一个司法审判机构，秦汉时期叫廷尉，北齐时正式更名为大理寺。不同时期的大理寺职能不同，在唐宋相当于后世的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中央百官以及影响国家政治的案件，也拥有地方案件的重审权。
不过到了大明时期，大理寺没有了司法审判权，只负责案件的复核。
以前介绍廷推时曾经提到过，明朝的“九卿”就是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与大理寺这几个机构的一把手，可见大理寺的地位还不错。具体到三法司的分工，则是刑部拥有审判权，都察院拥有纠察权，而大理寺拥有复核权。
“三法司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
一般来说，刑部判民事，都察院专职弹劾官员，但二者都必须将判决后的案件送到大理寺，供大理寺复核。而针对案子的大小，大理寺也有不同的权力。
比如说现在有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当地知县判了小民打屁股。此类案子，屁股已经先被打了，事后才会由知县上报给上级如知府，然后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大理寺。此类案子，大理寺便只留档做一个案底，是不会闲极无聊去干涉的；
另一类是徒、流、徙、充军。也就是当地判小民流放、坐牢、或者充军，此类判决必须上报刑部同意，才可以执行。而大理寺会在事后分析判定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充足，据此可以将案子打回当地重审——但要注意，大理寺不能推翻定案，只能打回原部门；
然后是死刑。这类案子，只要大理寺不点头，死刑就不能执行——当然，死刑的最终决定人是皇帝，如果皇帝说杀，那大理寺也没辙，这种情况就只有内阁驳回圣旨才在理论上可以制止。
至于一般的死刑，大理寺会分析证词，分析官员判决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就上报内阁，由内阁票拟给皇帝，司礼监再批红发回，大理寺再看一遍觉得没问题，这样下面就可以执行了。
如果大理寺觉得案件有疑点，就会打回原判地点，命令官员重审。当然，大多数原判官员会继续维持自己的判定结果。如此二次，大理寺倘若仍然觉得判决不对，就会将案件指定另外一个同级机构(或官员)审判，一般是同级别的机构，比如临县的知县，临县的知府等等。
明朝对死刑的判定一般是“五次”，也就是如果是知县判了小民死刑，向上报，上级会有五次打回重审的情况，也有很多时候会有同级的知县、上级的知府、按察使，乃至都察院、刑部派人来重审。
当然死刑犯也会送到省里监狱，或者刑部大牢，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死刑犯会死在牢里——呃，这是因为明朝对死刑很慎重，甚至慎重得有点过头，导致死刑的判决会很长。往往当大理寺真正搞清楚这件死刑案然后上报时，会遇到留中，也就是皇帝收了奏折，但没有任何回应，然后囚犯就因长时间坐牢而死亡。
而对于都察院，大理寺一般就管得少一点。因为都察院弹劾的官员，小官还真管不着，但要是大官，那就得三法司全上了。有时候看案件本身的情况，还可能会加上锦衣卫乃至东厂。
而如果是再大的官，或者震惊全国的大案，皇帝就会让六部九卿全上——这个叫圆审，基本上算是最高档次。
赵凤威这七万两银子私征的盐税案，显然还没到需要圆审的地步，但七万两银子在大明绝非小数目，而且两淮副运使虽然品级不高但位置紧要，这案子就大概率需要三司会审了。
刑部乃是沈一贯管着的，而现任刑部尚书孙丕扬虽然是陕西富平人，但却是出身北榜之中少数并非实学派的实权高官之一。这就意味着刑部是心学派的地盘，不太受高务实的影响。
都察院则是个特殊衙门，其一把手左都御史虽然领导整个都察院，但都察院中的各位御史也只是受左都御史领导，却并不需要向左都御史负责——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左都御史在某件具体案件之中往往并不能代表整个都察院，每一位御史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表达意见。
于是，都察院便也不会受某一个势力完全控制，大多时候会形成各派都往都察院塞人，最终在都察院内形成几个派系圈子，一番朝廷出点什么事，都察院内部打嘴仗都需要很久。
当然，现在实学派势大，都察院中站在高务实一边的御史人数更多，心学派出于劣势。而且在当前的情况下，左都御史萧大亨这位山东出身的总宪一直站在高务实一边，就更加导致心学派难以在关键大事之下依靠都察院。
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赵志皋判断极有可能会形成这种局面：
王家屏收到弹劾，票拟准予调查，朱批同意。不久之后刑部认为赵凤威贪蠹的证据不足，将证据上报，要求撤销调查。继而，都察院认为刑部纯属放屁，要求刑部继续查证，并且要求由当地抚、按参与调查，与刑部形成“联合调查组”。
之后，刑部坚持原有观点，都察院方面则坚决不认，南京(淮安盐务归南京管)及当地巡抚意识到事关重大，因此表态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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