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会怎么想呢？
很简单：务实的功劳天下第一，而且当今朝廷里头根本没有人比务实更好用，所以他就算捞点钱又如何？
而且歙县作为徽州府治乃是上县，花费三万两，那么中县或许要花两万两，下县或许花一万两。如此推及全国，假设都来一次“下水道工程”，大明一千多个县，确实要花很多钱，可是……这关我皇帝什么事，务实也没让我拿钱啊！按照这位徽州府尊的说法，这笔钱是“乡绅贤良”们出的啊！
其实朱翊钧这个上中下三类县的各自花三万、两万、一万的估计很不准确，但皇帝不会为此细细计算，他就是简单估算一下。
明代千余个州县分成若干等级，这种等级划分方法大体有四种：
一是以区划地理位置划分的等级。
两京所在地的县地位最高，称为京县；其次是布政司所在地的府属县，称为首县；再次是府和直隶州所在地的县，称为倚县或附郭县，如歙县就是这一类；然后是府和直隶州所属的县，称府属县；最下是隶属于普通州的县(既要接受府的领导，又要受州的管辖)，称州属县。
二是以田赋多少而划分的等级，这也是后世一般人最熟悉的划分方法。
凡纳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纳粮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纳粮三万石以下为下县。
三是以本县事务繁简而划分的等级。
“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去处，俱为事繁；府、州、县田粮在十五、七万、三万石以下，僻静去处，俱为事简”。
不过要说明一下，这种按事务繁简划分的等级，主要用于州县官升迁黜降。
“外官有才勘治繁，见任偏僻；及勘治简，见任繁剧地方；巡抚、巡按官奏请更调者，酌量更调；或俱无可取，起送部别用。”
四是以州县人口多少和疆域大小划分的等级。
州县地处东南及平原地区，人口较多，一般人口在20万以上称为繁剧州县，亦号称大州县；人稀少的则为小州县，即使事繁也不免有小县之称，如当时的舒城县东西90里，南北90里，编户42里，人口12698人，郭懋“起补舒城，舒小而繁”，被称为小县。
州县地处西北及山区，人口虽少，但疆域较大，亦号称大州县，即使事简也不免有大州县之称。如四川云阳县，东西160里，南北240里，时人口16215人，人口与舒城县大致相同，编里也不多，人口不足两万人，因为疆域过大，所以出现割地析县之议，也可知地广也称大县。
总之，上述四种等级划分既不具体，也不明确，实际上并没有官方统一的标准，各州县“大”或者“小”，也时常有所变化。
如果稍微认真一点计算，那么按照朱翊钧此刻“全国州县统统来一次下水道工程”的思路，总花费至少需要两千万两以上，那不是“确实要花很多钱”，而是“简直要花太太太多钱了”。
不过好巧不巧的是，朱翊钧没有认真计算，而京华基建也根本没有考虑过全国州县都来一遍。这样的工程其实有个前提，那就是城市人口足够多，要是人口不多则根本用不上这种新式下水道工程，就用以前的排水排污措施已经够了。
某着名明朝大片中有句经典台词：“朝廷，也就是几座宫殿几座衙门。饭，还是要分锅吃的。”
皇帝想问题就是这样的思路，所以朱翊钧根本不在乎“士绅贤良”花了多少钱在这里头，甚至他还觉得“士绅贤良”有的是钱，务实通过给当地修下水道来从他们手里收钱，可比那些直接找他们索贿的贪官污吏强多了！最起码，那下水道是真的修了吧？
然后是来自苏州的弹章。确切的说，这道弹章来自苏州太仓——不要慌，不是王锡爵上的，是来自于整饬苏松兵备兼理粮储水利副使……简称苏松兵备，此官不驻苏州城，而是驻于苏州下辖的太仓州。
这位苏松兵备的弹章之所以引起朱翊钧注意，是因为他弹劾了一条高务实的新罪状：私征海税。
本书前文说到过，大明在隆庆开关之后先是以福建月港为试点开征关税，所用税制比较粗枝大叶，基本上是按照出港船只的大小，或者说吨位来进行征税的。
后来高务实出任户部尚书并设立了两署十一司，随即给这个过于粗枝大叶的税法来了一次升级，将原本的按照船只总吨位计算改为按照载重吨计算，又将商品种类进行了简单分类，不同类别的商品会使用不同税率。
比如说，一船丝绸和一船大米在原先是同一个税率的，现在则一船丝绸的税率会远高于一船大米。这里头的原则其实比较简单，就两条：一看货物的价值，奢侈品属性货物的税率会明显高于生活必需品货物的税率；二看民生属性，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偏低，非民生必需品的税率普遍上涨。
不管怎么说，总之现在大明各港口出海都是要交税的了。这位苏松兵备弹劾高务实的地方则在于明明朝廷已经收了一次税，凭什么高务实(京华)还要再收一次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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