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诸葛亮问道：“义商名垂青史，难道不能比一身的铜臭味儿更好吗？”
“商人有了钱，就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刘正说道：“只不过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钱和权，也不能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
无论在乱世，还是太平盛世，钱和粮都等同于兵马。若是在有了执政的权力，后果很严重。商人只讲利益，不问道义。若是因此教化一方百姓，那就会变成地方的灭顶之灾。
商人为了利益敢于铤而走险。这就决定了商人不能牧守地方。毕竟水涨船高，总有一天满足不了商人的胃口。
商人的冒险，会让前线将士付出生命的代价。诸葛亮伐魏失败，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利用商人取代世家。商人重利，运粮出川成本高昂，故意失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孔明，这世间的商人重名更重利！”周瑜说道：“以商人的精明与特性，实惠才是第一位的。”
商人会计较成本。然而一门心思算计的商人，却又无法在士农工商的残酷竞争中立足。这就迫使了商人转变思想，实事求是。
投资利益多样化，从单纯的商人演变为政商。陶朱公迈出了第一步，吕不韦更是将这一理念发扬光大。
当时的商人虽然说有心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却无法与传统的诸侯抗衡。商人抱团取暖，入秦辅佐明君一统天下。到最后却落得个钱没了，人也没了的下场。
吕不韦的遭遇，迫使商人团体出现了两极分化。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一部分商人决心不问政治，一门心思做的汇通天下。可是商人走南闯北，更关乎国计民生。物价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动态。
这样的环境，决定了单存的商人根本就无法生存。且不说当权者的巧取豪夺，就是世人那异样的目光，也够商人们喝一壶的。
另一部分商人则是觉得商业活动必须要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商人生活世俗国度，经常打交道的也是形形色色的人。
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还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都促使商人离不开世俗权力的帮衬。
既然商人与官员之间的交集避无可避，那就决定了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
商人们习惯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就会身不由己的向上攀爬。政商集团的出现，代表着商人主动参与政治的同时，还成了朝堂之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黄巾军大起义之后的诸侯崛起皆得益于政商集团的支持。不是每一个商人都有长远的目光，这就导致了政商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
原本铁板一块的政商集团，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各自为政。幽冀青徐的政商集团选择了兴汉国；并州政商集团全力辅佐袁绍；兖豫政商集团大力支持曹操；扬州政商集团选择了吴帝孙权；荆益政商集团也不甘示弱，追随蜀帝刘备参与大势之争。
经济决定政治，政商集团的实力让诸侯们心生恐惧。晋国发生了抑制田家的恶性事件；曹操更是向政商集团举起了屠刀，全力打压司马家；孙权更是上演了一出兄弟阋墙的好戏；刘备也没有闲着，驱虎吞狼的打了一场夷陵之战。
只可惜诸侯们低估了政商集团的实力，也错判了政商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态度。袁绍守不住并州；曹操的后人把江山弄丢了；孙权空有江东，无力渡江北上；刘备更是一战毁千年，蜀汉越打越凄凉。
诸葛亮百思不得其解。同样是依靠政商集团起家，为什么兴汉国就可以席卷天下，其他诸侯就只能黯然失色了？
“孔明，你扪心自问——蜀汉给政商集团的地位，有制度保障吗？商人们的财产安全吗？”刘正问道。
“商人有了权，就会成为祸害国家的存在。”诸葛亮说道：“既然商人的忠心无法保证，那么咱们防着商人有什么不对吗？”
“难道说兴汉国可以确保政商集团的根本利吗？”周瑜突然问道。
“不错！”刘正回答说。
其实诸侯们的失败，在于给了政商集团土地。
土地是什么？
土地是华夏百姓的根。商人的特点在于流动性。要是商人有了土地，那就等于把一群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人锁在一个地方。
政商集团有钱有权还有地，换了谁也会害怕。诸侯像赏士一般对待政商，其实是误入歧途。毕竟商人要走南闯北，有了土地的牵绊，还能走远吗？
当政商集团把大量的资源朝着土地上倾斜，诸侯们的土地安全还有保障吗？
袁绍限制田家，不就是因为田家的土地数量，远远的超出了并州的承受能力吗？
曹操、孙权、还有刘备，哪个不是被拥有土地的政商集团压得喘不过气来呢？
诸葛亮也曾有过打击政商集团的大举措。可是蜀帝刘备赏功的方式就是土地。不解决土地问题，约束政商集团就是一句空话。
政商集团有钱，拿钱置地天经地义。更何况有着从龙之功，处理起来就更麻烦了。
政商集团的置地行动，肯定会引起传统世家的恐惧。世家利用公权力进行反击，这就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诸侯争霸。
当政商集团以经济优势压倒传统世家的时候，为了固势就会身不由己的转变为新的世家。世家的根本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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