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工进行定岗分流这件事，最早可以追溯到周衡和唐子风还没到临一机之前。周衡是行业里的资深人士，唐子风有两世的知识，两人都清楚临一机存在着严重的人员过剩。临一机目前有6800名在职职工，而以临一机的生产能力而言，有一半人就足够了，另外的一半纯粹就是多余的。
如果多出来的这些人，手上有相应的技术，倒也不能称是冗员，因为临一机完全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届时就能够吸纳掉这部分劳动力了。但实际上这部分人根本就没有技术，他们或者是像汪盈那样挂着一个铣工的名头却不会开铣床的，或者是像赵静静那样从来没进过车间，而是呆在临一机臃肿的行政后勤体系中混日子的。
这些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加重了临一机的工资负担，还影响了全厂的风气。这些人干活不行，争福利、争待遇可个个都是能手。结果就使得临一机出现“干活的不如不干活的”这样的风气，让诸如芮金华那样的老工人觉得灰心。
照周衡和唐子风商定的策略，在厂子生存问题临时得到缓解之后，就要开始启动对富余人员的裁撤。裁撤的方法是先考核，把职工按能力分成若干等级，高等级的拿高薪，低等级的拿菲薄的基本工资。等到这一制度得到全面推行，厂里再对那些低等级职工进行转岗，转岗的一个方向，就是劳动服务公司。
去年，唐子风指导张建阳整顿劳动服务公司，全公司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已经具备了一些吸纳富余职工的能力。按厂里的意思，被转往劳动服务公司工作的职工，工资水平要高于在原岗位上拿基础工资，但要低于有绩效工资的高等级职工。
前一条是为了让那些被各部门淘汰的职工愿意到劳动服务公司来工作，后一条则是要避免做主业的不如做副业的，回头一干七级工、八级工或者工程师、会计师之类的都跑到劳动服务公司卖菜去了，那可就是笑话了。
在唐子风和韩伟昌去西重出差之际，周衡开始在车间范围内推行考核定岗。对于这一举措，工人们的态度分为三类，基本上与各人的技术水平高度相关的。
第一类是手上确有技术的一帮人，考核定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厂里说了，技术好的工人，绩效工资会比过去提高一大截，届时你只要愿意出力气干活，赚的钱就能比过去多得多，这样的好事，他们怎么会不支持呢？
第二类是技术还过得去，但平时工作不太积极的一帮人。他们一方面担心新的制度会让他们失去原来那种悠闲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觉得有点压力也好，自己成天游游荡荡，未免有些浪费青春。对于这些人来说，厂里要搞考核定岗，他们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完全是一种中立态度。
当然，说是中立，其实更是骑墙。这些人吃不准新政策对他们是有利还是有害，所以并不会急于表态，而是会持观望态度，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起起哄，以便为自己争到更多的便利。
最后一类，就是技术不行，也没有上进心的那帮人。他们深知，考核定岗这个政策就是冲着他们来的，厂里非常清楚他们这些人是废物，于是就推出了一个垃圾分类政策，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筛选出来，予以淘汰。
明白了这一点，这些人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于是纷纷开始寻求自救。
如果搁在从前，这些人只要联合起来，就能够形成足够大的压力，迫使厂领导放弃初衷，向他们妥协。究其原因，在于原来的厂领导自己不干净，厂里风气不正，大多数职工因为明哲保身，或者因为对厂子灰心，对于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非但不会出声反对，甚至还可能会帮着起起哄，以便出口恶气。如果能够逼得厂领导吐出一些好处来对大家进行安抚，那就更好了。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新的领导班子很清廉，一来就做了不少好事，赢得了广大职工的好感。再加上从金车讨回了欠款，又开拓了打包机的新业务，厂里连续发了几个月的工资，让大家都看到了希望。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平日里吊儿郎当的职工出头闹事，提出的又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诉求，大多数职工是会站在厂领导一边的。
年初厂里对子弟学校的整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波宣传造势，也起了不少积极作用。厂里的舆论明显是向着奖勤罚懒这个方向转的，那些不好好学技术而且习惯于偷奸耍滑的职工，很难获得大家的同情。
鉴于此，在定岗过程中遭到淘汰的那些人，就无法闹起来了。他们能够做的，不过是找车间主任或者部门负责人哭诉，要不就是跑到厂领导那里去卖惨，还有一些人甚至就放弃努力了，声称厂里想怎么处置他们，他们都认了，谁让自己没文化呢？谁让自己没学技术呢？
不屈服的人当然还是有的，汪盈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她的身后，其实还有不少人，诸如车工车间的徐文兰等。这些人自己不敢出头，于是便鼓动汪盈来当这个带头人，去向厂里示威。汪盈原本因为自己曾在厂报上说过一些慷慨激昂的话，有些不好意思自己打脸，但见大家仍然把她奉为精神领袖，她的斗志又被激发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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