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亳州买粮的高兴豪被抓，连带高二哥所指望的银子也打了水漂，让他陷入了钱粮将要枯竭的境地，使得二哥面临一次不小的危机。
去亳州买粮是高义欢的主意，他安排高兴豪等人去办，现在高义豪出了问题，高义欢如果不管不顾，那难免让人寒心，今后他在安排什么任务，那属下知道一旦出事，就会被抛弃，怕也就不会全力去为他办事了。
这次不管是因为钱粮，还是为了高兴豪等人，亳州城二哥都要打一打，来解决眼下的危机。不过亳州虽然只是个县城，但二哥一人的实力，却很难吃得下，所以他必须找些帮手才行。
刘黑子的永城，在亳州东面，而高二哥的鹿邑在亳州西面，两城正好将亳州夹在中间。刘黑子便成了高二哥要打亳州，最好的一个盟友。
在高义欢加紧练兵，等待刘黑子的答复，准备攻打亳州，解决他眼下的危机之时，在北京城内，也运量这一次大的危机。
北京城，兵部衙门，十多名甲士，随着一名手持黄卷的内官，走进大堂，衙里的官员立时向两边避让。
内官径直走进公堂，看着里面一名穿着绯袍端坐案前的大员，用内侍特有的声音说道：“大司马，接了旨意，就跟我们走吧！”
端坐的官员却一动不动，心中还存着最后一丝希望，“我要面见陛下！”
“大司马，如今满城风雨，陛下是不会见你的！”内侍摇了摇头，“陛下说了，大司马私款辱国，当按国法论处。”
绯袍大员听了这话，心中一阵凄凉，手才颤抖着将头顶乌沙，慢慢取下，放在身前的桌案上。
崇祯十五年七月之前，大明朝虽然刚经历了松山之败，又被闯贼围了开封，江山处于内忧外患，社稷已然风雨飘摇，但是大明朝立国二百余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朝廷并非就没牌可打，几位阁臣临危受命之下，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的策略。
大明朝的国策，在抵御外敌和扫平内乱之间，从新回到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上来。
孙传庭在陈新甲的举荐下，就任陕西总督，丁启睿督湖广诸将，扬文岳领保定人马，再加上新上任的河南总督侯恂，已经对于开封的闯军形成一定程度的封锁。
如是时间充分，粮饷齐全，各路官军整顿兵马，形成配合，扑灭李闯也并非没有可能。
然而眼下的天下，并非只是官军和李闯之间的对弈，关外还趴着一头时刻窥视中原的饿狼。
从地缘上来讲，就似大英帝国是欧洲大陆的搅屎棍，在大陆上奉行均衡主义，谁强打谁一样，此时关外的悍夷，无疑也是这个角色，他们不会坐视明军扫灭李闯。
这一点，大明朝廷自然也知道，而内阁为了拖住关外悍夷，大学士谢升便扭扭捏捏的向皇帝举荐了陈新甲，准备暗中和清军议和。
松山之战后，大明朝精锐尽失，对上清军已没有还手之力。
这种情况下，明朝高层官员和崇祯皇帝都有和谈之意，想要稳住清军，先灭流寇，然而明朝眼下的舆论环境，却又不允许朝廷议和。
大批以骂皇帝，骂首辅，骂内阁为荣，总之谁上骂谁的中层言官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硬是要与清军死磕到底。
这伙人自诩为国，其实屁都不懂，专门凭借所谓的一身正气随意开嘴炮，对于眼下时局一肚子牢骚，以为换了他们就能力挽狂澜，就能扫除内忧外患。
大明朝很早就有骂皇帝，骂上官的传统，到此时，朝野的舆论，已经被这群人绑架。
崇祯和内阁想要议和，却无法光明正大，只能偷偷摸摸的进行。
保定总督杨文岳同大知府鲁义方交谈时，嘱咐他不要泄露议和的消息，担心事情传出去会对陈新甲不利，可事情终究纸包不住火，他们这边不说，北京那边却走漏了消息。
六月间，大学士谢迁，见京中风声以起，遂即招来京中言官，暗示议和是皇帝的意思，让他们不要多嘴，谁知适得其反，反而令言官群起弹劾。
他们认为谢迁欲蒙蔽圣听，主和卖国，堂堂大明怎么能与蛮夷媾和？
这时崇祯已经被舆论绑架，连连否认没有议和的意思，不敢出来为谢迁说话，谢迁顶不住朝野谩骂，只能请辞，不久便罢官而去，朝中主张和议的人，便都不敢说话了。
这时崇祯皇帝看群情鼎沸，忙私下交代陈新甲千万不要泄露议和之事，然而或许是大明朝时运不济，陈新甲的一个家童，却将一份议和秘闻，误以为是塘报，交给衙门传抄，使得议和之事被公之于众，引起群臣哗然，百官群起而攻。
打得过不打，还与敌媾和，那自然可视为卖国，但明明打不过，有机会缓口气再打，却偏偏还要死撑，那也是有问题的。有时候主战并非于国有利，而主和也并非都是奸贼。
陈新甲见事情泄露，便向崇祯皇帝示意，想要皇帝帮他说说话，不过崇祯皇帝之前已经说过不知道议和一事，自是不愿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现在崇祯又见事态扩大，所以并未拉他一把，反而颁发一道严厉的圣旨，严厉批评新甲，要他自我解释，把责任摘了个干净。
这下陈新甲便成了墙倒众人推，他顶不住压力，索性将事情抖了出来，说议和是得到了皇帝的默许，而且他并不觉得自己议和有罪，反而觉得他对朝廷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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