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人谨慎,做事很秘密。一些人都不曾觉察。他非常“善解人意”尤其善于揣摩蒋氏的意图小所以深得蒋氏欢心。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员被他出卖暗算,他就在这种基石上一步步向上爬。
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后,蒋主席意欲扩大特务组织,把原来的军委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把军统局交给戴笠。
这时,蒋介石感到需要一个心腹之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当时唐纵仍担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介石身边做过这项工作,很快就蒙受蒋的恩典,把唐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
唐纵再度回到蒋的身边,感激涕零,比过去更为卖命效力。抗日战争期间。蒋主席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统治。把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四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
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六个组。唐纵便被提拔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旧干着主管情报业务的老勾当。
唐纵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把蒋主席交办的事,或蒋集团中派系斗争相互攻击的话泄露出来,这一点尤能讨蒋主席的欢喜。
鸭年以后,唐纵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仁左“在戴背出门时走持纪念周报典。而且只谈般形势问朗公※
军统局中许多处长在他休息之际都爱围着他问长问短,想满足好奇心。而唐纵的回答却一直都很谨慎。有一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刨根究底地追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的?”
他沉思片刻,方笑着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的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的好;而搞民主党派和对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此打住,无论别人怎样追问也不肯深谈。然而这次已经算是他比较直率地作答了。比起以后还着点边际,不算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
唐纵的一切言谈举止,无不为了挖空心思讨得蒋介石领首赞赏。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废寝忘食地埋头在办公桌上,对于每一件要送给蒋妾席批阅的公文都不怕繁琐地签具意见,整理得端端正正无可挑别。
鹏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唐纵立刻抓住时机,大肆吹捧。他除了命令戴笠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阅读认真领会之外,还指示专人向书店购买贝。本。分发给在重庆的每一个特务。
他还煞费苦心地规定,各个刮练班都要把此书列为必读之典。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又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此书,把《中国之命运》捧为“挽救”和“振兴”中国的“法宝”
然而在当时,许多特务对阅读这本书却远远没有读低俗的兴致高昂。即使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的却寥寥无几,更无须说能认真领会蒋委员长的雄心大志了。然而此举却深深受到蒋介石的心仪。
唐纵讨得蒋主席欢心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他即使忙得焦头烂额也要抽出时间找到看看,并熟记于心,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一呼即应、对答如流。
蒋主席经常看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独裁者的自传,于是唐纵也赶紧把这类书研读于烂熟。他有做读书札记的习惯,每天写日记也从不间断。
他除去写上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还把读书心得认真记录上去。他曾经多次得意地提及一件事:有一次他随同蒋介石去贵阳,蒋突然问及一件事,随行人员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惹得蒋介石大发雷霆。
唐纵急忙从他的日记中翻抄出来,恭恭敬敬呈给蒋介石过目,受到蒋的大为欣赏。他认为这就是写日记的最大好处,并时常向别人推荐夸耀他的这一经验。
唐纵还把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合影悬挂在自家的会客室正中,他经常指着这张照片教育儿女:“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留念。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纵迎逢蒋介石的另一套办法是拼命讨好蒋介石的两位公子。蒋经国在江西工作之时,每来重庆,唐纵总是和戴笠一起去迎接,嘘寒问暖,生怕有丁点儿不周之处让这位蒋门“贵胄”产生不快。
戴笠平时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纵作陪时,他总是推三阻四,以公务繁忙为由,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前往。但是每当戴笠要请蒋经国和蒋纬国之时。他必定闻风而动再忙也会抽身作陪。有时他还特地叫人另备酒菜,单独在自己家中招待一番,以显示他对蒋氏家族的无限热爱之情。
“老板,这个人不好对付啊!都说叶先生是特务头子,其实他才是幕后的真正黑手,真是太狡猾了。”见李浩看完了资料,贺鸣小心翼翼的提醒道。
李浩站了起来,走到客房外的客厅,将资料扔到茶几上,胸有成竹的笑道:“有什么不好对付的?咱又不是跟他玩秘密战,既然他有弱点,那我就能搞定他。”贺鸣拿起资料,塞进随身的公文包里,并疑惑的问道:“老板,从资料上来看,他没什么弱点啊。不贪财、不好色,宁可躲在背后遥控军统。都不愿意走上前台出名小所以我认为他也不贪名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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