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那春常年在大街上游荡，肤色原本就黑一些。自古以来都是以白为美，肤色白净一些，自然“生意”也好做。
虽然知道这不过是茶社为了买卖逢迎自己，不过受刑之后有人还能想到自己，还是让她有点小小的感动。
挨了五十鞭子之后，忻那春又被锁在河原街的警务室门口的枷号了三天。臀上有刑伤――虽然照例刑务所会配给棒疮药，也不是用了马上好的仙丹――又要忍受路人的嘲笑和戏弄。就这样忍着创痛挨了三天，回到下处将养了十多天才算大致痊愈，伤痕依然会不时发痒。她却已经出门“做生意”了。她这么急于出来做买卖一方面要赶紧和上司接头汇报情况，二来这个月的风俗税要缴了――在临高欠税的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向自营业的妓女征得是定额税和社保税。像忻那春这样属于“无家庭负担”的每个月差不多要缴税全月收入的一半左右，多得时候甚至达到三分之二，这对她来说显然是个不小的负担。
原因是这里的皮肉买卖很兴旺，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大量的消费人群使得妓女的营收很高。但是对元老院来说，风俗业只是目前社会的泄压阀和财政的补充，可以存在，但不是发展的方向。
对于一个以工业科技立国的政体来说，如果一个年轻女人躺下来张开腿就能得到比工厂里辛勤工作地女工还要高得多的收入，必然会引起社会风气的转变，诱使相当一部分年轻女性走上这条道路，原本工业上的人力就会向第三产业转移――另一个时空的东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对于严重缺乏人力来说的元老院来说，人力是最宝贵的财富。尽管在本时空元老院没有采取打压第三产业，压缩消费，强制积累的手段，但是性/产/业显然不是一个值得刺激鼓励的行业。
因此，采用税收的手段来调节，使之保持在与一般女工相差无几的收入水准就成为征税的主要目的。至于征收社会保障税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方敬涵曾经就本地的妓女收入和消费做过社会学调研，得出的结论是妓女的储蓄率很低，当她们年龄老去难以维持卖春业务之后，很容易陷入困顿中。势必需要政府出面安置养老，何况目前强制性的免费身体检查和性病治疗都要消耗社会资源，因而向她们征收额外的保障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忻那春和伙计调笑几句，便自顾自的上了楼。她是被伙计用条子从应召站召来得，对于她和茶社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上得楼梯就是一条走廊，一边是窗户，一边是一排用木板隔出来得房间，走廊的底部是淋浴房和厕所，打扫的十分干净。现在是下午，二楼没有人，静悄悄的。忻那春沿着走廊一直走到最后一间房间，举手在上面轻轻的敲了三下，听了听又敲了三下。
房间里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门没锁，进来吧。”
忻那春推了下门，门应手打开。她闪进房门，反身将房门插上。
房间里拉着竹帘子，黑乎乎的。不过对忻那春这样的老客户来说她不用看也知道房间里的模样：一张式样简单到几乎没式样的“澳洲大床”――连油漆都不上；同样款式的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放着茶壶和茶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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