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和那两位“太后”的内心充满恐惧！
当他们走进了国民革命军把守着的“北府”大门，进了溥仪亲生父亲载沣带着自己儿子进去的屋子后，溥仪环顾了一下这个由皇宫降到王府的地方，心中又充满了悲愤和仇恨。
这种恐惧和仇恨，从看见国民革命军代表送来的“大总统令”起，在两位“太后”的竭力鼓动下，就在年幼的溥仪心里燃烧着，进了“北府”，更加炽烈起来。溥仪一刻不停地寻思着，如何能逃出国民革命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
溥仪临出宫以前，曾叫人送信给宫外的那些“股肱之臣”，让他们从速设法营救自己脱离国民革命军的掌握。这
时，溥仪的“股肱”们都不在他的身边，他们奔走的结果如何还不知道，外边的消息全听不见，而溥仪却是急于想知道当前处境的危险程度，想找人商量商量当前应采取的对策。在这种情势下，溥仪的父亲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他比溥仪还要惊慌。
记得那天他就没有沉着地站过一回，更不要说安安静静地坐一坐了。他不是喃喃自言地走来走去，就是慌慌张张地跑出跑进，弄得空气格外紧张。后来，溥仪实在忍不下去了，请求地说：
“王爷，坐下商量商量吧！得想想办法，先打听一下外面的消息呀！”
“想想办法？好，好。”他坐了下来，不到两分钟，忽然又站起：“载洵也不露面了！”
说了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又来来去去地转了起来。
“得打听打听消息啊！”
“打，打听消息？好，好！”他走出去了，转眼又走进来：“外边不，不让出去了！大门有兵！”
“打电话呀！”
“打，打电话，好，好！”走了几步，又回来问：“给谁打电话？”
尽管溥仪登基的时候满清很快就灭亡了，但从小在那种环境之中长大，虽然才只有十三岁，但溥仪却还是显得非常唠叨。
他看实在没办法，就叫太监传内务府大臣们进来。
内务府大臣这时溥仪身边只有绍英一个人。荣源住进了外国医院，治他的神经病去了，耆龄大概是忙着处理太监、宫女的问题，剩下来的绍英，他的情形比“王爷”好不了多少，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
幸亏后来其他的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陆续地来了，否则“北府”里的慌乱还不知发展到什么地步。
庄士敦在傍晚时分带来了令溥仪安心一些的消息：经过他的奔走，首席公使荷兰的欧登科、日本公使芳泽等人已经找到国民政府代表，提出了“抗议”，王正廷向他们作了保证，溥仪的生命一定安全。
这个消息对“北府”里的人们起了镇定作用，但是对于溥仪父亲，好像“剂量”还不足。
溥仪在一间大客厅里接见了那些赶来见自己的“大臣”，那间屋子挤满了满洲贵族和内务府的官员。
溥仪的第一个任务，是说明公使拜访外交部的结果。他们已经从载涛那里知道了那天早晨在荷兰使馆进行的磋商，所以，他们自然急于要知道以后的情形。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溥仪说话，只有醇亲王一人，在溥仪说话的时候不安地在屋里转来转去，显然是漫无目的。
有好几次忽然加快脚步，跑到溥仪跟前，说了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他的口吃似乎比平时更加厉害了。他每次说的话都是那几句，意思是“请皇上不要害怕”。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显然要比溥仪惊慌。当他过来和把这种话说到四五次的时候，溥仪有点不耐烦了。
庄士敦在一边说道：“皇帝陛下在这里，站在溥仪旁边，你为什么不直接和他说呢？”
可是，他太心慌意乱了，以致没有注意到庄士敦这个外国人说话的粗鲁。接着，他又漫无目的地转起圈子来......
那天晚上，溥仪父亲的另一件举动，尤其令溥仪不能满意。
庄士敦到了不久，经过一番奔走，深得溥仪信任的郑孝胥来了。
他奔走的地方也是东交民巷。郑孝胥的同僚罗振玉和郑孝胥来到紫禁城之后，和日本有了往来。据罗振玉说，日本的竹本大佐是他先交的朋友。
溥仪出宫的头一天，由于情势紧张，罗振玉到天津找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想办法去了，郑孝胥受溥仪嘱托，也约会好东交民巷的竹本多吉大佐在次日见面。
他们见面之后，商定了一条计策，由竹本派出他的副官中平常松大尉，穿上便衣，带着一名医生，假装送溥仪进医院，把溥仪运出“北府”，接进日本兵营。
按照这条计划，郑孝胥带着中平大尉和日本医生村田到了“北府”。
溥仪当时的想法，是立刻就跟他们走的。但是，王公大臣和师傅们都表示了反对。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很难混过大门的士兵，即使混过了他们，街上还有国民革命军的步哨，万一被发现，那就更糟糕。反对最激烈的是溥仪父亲，他的理由是这样：“就算跑进了东交民巷，可是那些国民革命军的来找我要人，我怎么办？”
两位“太后”似乎也因为太冒险，没敢跟日本人走，可是溥仪心里对父亲是更不高兴了。
溥仪的心情从总的来说，这天晚上还算好。庄士敦的消息说明外国公使在“关心”溥仪，郑孝胥带来的日本人，又告诉了溥仪日本人的“热心”，溥仪不像刚才来时那么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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