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的伦敦还算繁华，人们流连在剧院和酒吧，白兰地和葡萄酒的价格也没有飙到1940年的高价。而离伦敦只有九十英里的剑桥，在记忆中就更像一个世外天堂。
我被剑桥国王学院录取的时候叔父以为那又是一个恶作剧。他暴跳如雷，差点把封着红色火漆盖着剑桥印章的信封扔进炉子里。然而两个月以后我还是从贝德福德郡搭火车到伦敦，拖着行李箱挤出车站，搭上长途汽车，半路在剑桥跳下来。下车的瞬间，傍晚的霞光扑面而来，远处高耸的塔楼尖顶和礼堂落满温暖圣洁的橘黄色，耀眼得我几乎要用手指遮住眼睛。浮云之下，世界显得那么安宁美好。
我拿着介绍信费力的找到了灰鸽子街72号。房东是叔母的朋友，和善的伦敦单身老太太。两层红砖楼房，门前有白色栅栏围成的小花园，种满了金雀花。栅栏上斜挂了个送牛奶用的小木盒。
我在这里住寄住了五年，第二年我遇见了安得蒙，第四年他离开了我。然后我又在这里等了他一年。
我在剑桥国王学院学数学，成绩不算差。叔父说过，我是个除了数学什么都不会的白痴。遇到安得蒙后我才发现，原来和他比，我数学上也是白痴。
第一次见到安得蒙是在图书馆外的开满粉色小花的苹果树下。春天的剑桥很美，我抱着两本黄色小说从图书馆的拱门里出来，磨蹭着不想去见第二学年的新教授。高等数学据说换了学术界的大人物，不仅在数学逻辑学和量子力学上深有造诣，甚至对密码学都有涉猎，光得的奖项能把人压死。我对胡子拉碴的老头子没有兴趣，连逃了四次课。埃德加帮我点名被逮住了，告诉我教授说不想上课可以，但必须要带着期末要交的论文亲自去见他。（对了，埃德加是我朋友，学油画，经常代我去数学系的课堂点名。）
苹果树不高，安得蒙就站在树下，依着树干靠着，单手插在长裤口袋里，肩膀上落了几片细碎的花瓣。他身材高而瘦，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衬衫，阳光透过花瓣和椭圆形的树叶洒在他身上，整个人像埃德加的油画，色调柔和而温暖。他身旁围绕着一圈学生，似乎在解答某个数学问题，埃德加也在里面。我挤了过去。
我入学是在1936年，当时□□势已经比较敏感，密码之类的东西一般很少有人公开讨论。我走过去时埃德加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长串数字。我皱着眉头认了半天，拖长调子念出来：“I love Professor Andemund.Wilson”。
周围一群人哄然大笑。埃德加的脸色白了又白，说：“艾伦，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我无辜摊手：“纸条上就是这么写的，我怎么会对那种老头子感兴趣。”
靠着树站着人突然插话：“他破译对了，这是个后移六位的凯撒密码，做了一次栅栏。这是今天一个女孩递给维森教授的。你是？”
“艾伦。艾伦.卡斯特。”我盯着他的脸迅速答道。
可能是因为常年在资料室不见阳光，他的脸显得比平常人要苍白。颧骨有些高，睫毛纤长，下面深绿色的眼睛像古董店里的猫眼石般好看。他笑的时候嘴角弯成一个恰到好处的弧线，刚刚够让我看到失神。
等我回过神时，我们已经一起坐在咖啡店里了。
他伸手端起咖啡，轻轻的抿一口：“你平时对密码有研究？”
他的声音很轻，让我想起在五月微风里悬挂在咖啡店旋转门外的玻璃风铃。
我耸耸肩：“不，我父母曾是密码研究员，给我留下过类似的书……小时候看过。而且今天这个密码又不难——所有字母往后移动五位，分成两行竖着读。”
“的确不难。”他似乎突然感兴趣了，碧绿色的眼睛狭起来：“原谅我冒昧，你的父母为哪个机构工作？”
“不知道。他们在我五岁时去世了。”我迫切的想换个话题：“嗨，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院？”
“你姓卡斯特。”他沉吟片刻：“卡斯特夫妇……似乎听起过。”
他匆匆起身，和我握了个手离开了。我默默叫来侍者付账，发现他走时已经付过了。
而且我沮丧的发现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很快我就知道了。我去上了本学期第一节高等数学课，看见他夹着黑色皮质笔记本走进讲堂。他就是新来的，奖项压得死人的教授，全名安得蒙.维森，数学界响当当的人物。经过我身边时他停了一下，挑了挑左边眉毛：“艾伦，你欠了五堂课的作业没交。或许你愿意下课留下来和我谈谈？”
我可怜兮兮的问埃德加：“你觉得那天他听见我说他是老头子了吗？”
之后几个月安得蒙把我盯得特别紧。他是教授，上课点名第一个就是艾伦.卡斯特，交上去的作业改得前所未有的仔细，一旦上课走神就被叫起来回答各种问题。
我有气无力的跟埃德加说：“我觉得追他没希望了。”
埃德加的脸又白了：“你不要开玩笑。”
我们逃课在康河边上露天咖啡店喝下午茶：“我觉得亲爱的安得蒙宝贝讨厌我了，因为上次我说他是老头子。哦亲爱的，你不理解一见钟情的感觉，我的心都要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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