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夜也点头道：“为一己之私，全不顾天下百姓。若是为官，恐怕也免不得祸害百姓。”
左相吴用、右相赵明诚、参知政事张叔夜，目下大梁宰辅仅此三位，两人给赵良嗣下了定论，也就绝了赵良嗣仕途。
晁盖听得两人都这般说，便也点头道：“退下吧。”
赵良嗣也知此生出仕无望了，颓然告退。
张叔夜出列奏道：“太子旗开得胜，不日即可打退西夏。臣请皇上让户部拨钱在陕西设立慈幼院、居养院、安济院、漏泽园，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慈幼院，朝廷出钱雇乳妇，收养弃儿，或者家贫丧母的孩子也可送到慈幼院。朝廷按月拨放钱米衣物，把这些幼儿养育成人，待其长大后，可自由择业，朝廷并不限制。
居养院则是收容老疾孤穷丐者，便是路途上没了钱财的行人也能得到救济。
安济院则是收留一些伤病的人，朝廷出钱为其医治。
漏泽园则主要是为了安葬居养院和安济坊故去的人，由朝廷安排墓地。
这不是大梁首创，而是由奸臣蔡京所创。
宋朝以前虽然也有朝廷救济制度，但是多为临时赈灾救济。
直到蔡京执政，才在各州府兴建这些场所，把临时救济改为常态。
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院，三年，又置漏泽园。
赵佶也曾得意的御笔写下：“鳏、寡、孤、独有院以养，病者有坊以安济，死者有园以葬，王道之本也。”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蔡京吹捧的“丰亨豫大”上，实际操作却出了很多问题，国库虽有钱，但是下拨的时候却要被贪官污吏层层克扣。到了地方，朝廷拨的钱便不足了，为了迎合蔡京设立这些场所，很多州府都横征暴敛。
建好之后，又有人中饱私囊，很多地方管理不严，青壮年也混入其中。
这些弊端都成了反对蔡京变法的人攻讦的理由，蔡京每次罢官，这些场所便会被废弃。蔡京当政，然后再恢复。
反反复复，再加上蔡京贪滥，所用非人，这些坊院其实也并没起太大作用。
张叔夜和蔡京也是政敌，但他在地方任职多年，也一手创办过这些场所，知道这些场所对百姓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大梁免去百姓所有徭役和赋税，官府要用工也得出钱雇佣，不怕地方官因此扰害百姓，大梁对贪腐又查得紧。因此张叔夜出仕后，便想借着大梁的铁血，恢复这些救济场所。
户部尚书蒋敬出列奏道：“京东、河北刚刚铺开，两路每日用钱不下千贯，臣以为还是完善两地制度后，再推进此事为好。”
张叔夜却是力主此事，马上道：“陕西经历一场战火，孤寡伤病百姓必多，其他路或可暂缓，陕西路却是刻不容缓，否则恐有百姓倒毙于路。”
晁盖皱眉道：“朕不是下令陕西州府救济逃难百姓了吗？”
张叔夜恭声道：“各州府救济百姓也只是临时之举，而且一旦太子击退西夏，多数逃难百姓也便会回乡，到时京兆府等地的逃难百姓就会大量减少，地方官员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此事。只有各州府全部设立三院一园才是长久之计。”
蒋敬也不是不知此事的好处，只是他掌管了户部，不得不全盘考虑，道：“参政所言不错，只是陕西平定后，朝廷便要担负起六路的军俸。前几年陕西六路的军费支出都在两千多万贯，我朝免去徭役之后，这个数字还要加大不少。没了役丁，各地衙门支出也是大增。再把三院一园铺开，恐怕光是陕西、甘肃、青海、河北、京东、京畿六路全年的支出就要超过四千万贯了。不消一年，国库便告罄了。”
张叔夜皱眉道：“我朝军力强盛，西军也可比照京东、河北削减兵力，当可大幅减少军费支出。”
蒋敬摇头道：“兵事须问太子和诸位将军，我等却是插手不得。”
大梁文武分治，便是宰相也无权过问兵事，兵事只由皇帝和武官商议，太监更是被限死在宫中，不得封官，更不准参政、问兵。
张叔夜也是文武双全，但是因为太子掌管兵事，他又觉得太子武断，因此选了文官，也没问兵的资格。
张叔夜虽然觉得武将权利过大，但是太子主管兵事，晁盖也不希望大梁文臣掣肘武将，朝中官员更是没人敢出声，他一人也是独力难支。
既然无法节流，那便开源，如果朝廷赋税多了，自然也就可以推行三院一园了。
想及此，张叔夜道：“朝廷禁止了官员从商，商税该有不小的增长吧？”
大梁商税延续了宋朝的制度，驻税百分之三，行税百分之二。驻税是对坐贾征收，行税则是运输途中，关卡征收。
蒋敬道：“虽然少了官员夹带货物，却也减少了重复征税。宋朝商人路过一州，便可能会被征收数次行税。但是我朝一州只能收一次行税，因此商税恐怕也不会有明显的增长。”
晁盖道：“商税能有多少？”
蒋敬道：“赵佶当政时商税也不过一千万贯，我朝疆土还没有宋朝一半，而且江南才是赋税重地，恐怕只有二、三百万贯。”
晁盖皱眉道：“先前不是说宋朝赋税中商税过半吗？怎么又变成一千万贯了？”
蒋敬解释道：“商税还有榷税，朝廷专卖的盐、酒、茶、香、矾，加上这些榷税确实可以过半。但是解盐被田虎控制，海盐和茶都在江南，榷税便少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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