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说：根据用兵的规律，将领向国君领受命令，聚集民众组成军队，在“圮地”不要驻扎，在“衢地”要结交诸侯，在“绝地”不可滞留，在“围地”要巧出奇谋，在“死地”则殊死奋战。有的道路不宜通过，有的敌军可以不击，有的城邑可以不攻，有的地盘可以不争，甚至国君的命令有的也可以不接受。将领能通晓灵活机变的好处的，就算懂得用兵了；将领不通于灵活机变的好处，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利；治军不了解机变的权术，即使懂得“有的道路不宜通过”等“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士卒们最大的战斗能力和作用。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因而，高明的将领考虑问题，一定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在不利的条件下看到有利的一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有利条件下看到不利的因素，祸患便可及早解除。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这就是要以祸患威逼诸侯屈服，以各种貌似正经的大事来役使诸侯，用各种小利来引诱诸侯疲于奔命。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打仗的原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依靠自己有敌人不可攻破的条件。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将领有五个方面的性格偏执是危险的：勇而无谋、一味死拼，可以诱杀；贪生怕死，畏葸疑惧，可以俘获；浮燥易怒，刚忿偏急，可以凌侮；矜于名节，可以污辱；过于仁慈，可予烦扰。大凡这五个方面，都是将领素质上的缺陷，是用兵的大害。全军覆没，将领被杀，一定因为这五个方面的危险因素，因而，不能不看清这个道理啊。
第九行军篇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唯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孙子说：在各种不同地形上处置军队和观察判断敌情时，应该注意：通过山地，必须依靠有水草的山谷，驻扎在居高向阳的地方，敌人占领高地，不要仰攻，这是在山地上对军队的处置原则。横渡江河，应远离水流驻扎，敌人渡水来战，不要在江河中迎击，而要等它渡过一半时再攻击，这样较为有利。如果要同敌人决战，不要紧靠水边列阵；在江河地带扎营，也要居高向阳，不要面迎水流，这是在江河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通过盐碱沼泽地带，要迅速离开，不要逗留；如果同敌军相遇于盐碱沼泽地带，那就必须靠近水草而背靠树林，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在平原上应占领开阔地域，而侧翼要依托高地，前低后高。这是在平原地带上对军队处置的原则。以上四中“处军”原则的好处，就是黄帝之所以能战胜其他四帝的原因。“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流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大凡驻军总是喜欢干燥的高地，避开潮湿的洼地；重视向阳之处，避开阴暗之地；靠近水草地区，军需供应充足，将士百病不生，这样就有了胜利的保证。在丘陵堤防行军，必须占领它向阳的一面，并把主要侧翼背靠着它。这些对于用兵有利的措施，是利用地形作为辅助条件的。上游下雨，洪水突至，禁止徒涉，应等待水流稍平缓以后。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军旁有险阻、潢井、葭苇、林木、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凡遇到或通过”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这几种地形，必须迅速离开，不要接近。我们应该远离这些地形，而让敌人去靠近它；我们应面向这些地形，而让敌人去背靠它。军队两旁遇到有险峻的隘路、湖沼、水网、芦苇、山林和草木茂盛的地方，必须谨慎地反复搜索，这些都是敌人可能埋设伏兵和隐伏奸细的地方。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
敌人离我很近而安静的，是依仗它占领险要地形；敌人离我很远但挑战不休，是想诱我前进；敌人之所以驻扎在平坦地方，是因为对它有某种好处。许多树木摇动，是敌人隐蔽前来；草丛中有许多遮障物，是敌人布下的疑阵；群鸟惊飞，是下面有伏兵；野兽骇奔，是敌人大举突袭；尘土高而尖，是敌人战车驶来；尘土低而宽广，是敌人的步兵开来；尘土疏散飞扬，是敌人正在拽柴而走；尘土少而时起时落；是敌人正在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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