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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十年征永历九年的钱粮，这放哪朝都是件稀罕的事，但听有提前征若干年后的，没听说有征从前的。
周士相偏偏这样做了，但他的目的并不是真的在香山来一次刮地皮，而是要借这个理由把那些隐藏人口全部挖出来。
廖瑞祥接手新会县衙时，衙中六房的吏员大多没有跑，反而聚在一起将县里的大小公文、核档文案尽数保管好等侯新县官接手。吏员们此举也是常态，无论明官来还是清官来，都需要这些吏员协助，否则县里的公事官员们都是两眼抹黑，什么都不知道。有这些地头蛇帮忙，新接任的官员可以很快将衙门运转起来，而这些吏员也能够继续留任保住饭碗。正所谓宾主尽欢，何乐而不为。
有前番在新会的短暂知县生涯，更有曾为某知县师爷的经历，廖瑞祥对于衙门吏员的道道也是熟知，奏禀周士相后将他们都留任了下来。
接手县衙后的第一件事，廖瑞祥便是叫吏员们将香山黄册从库房中取出，然后按各坊都一一清查在册丁口，最后报给周士相的数字是香山共有7600户，总人丁49000人，其中丁口25800人。
这份黄册是永历七年，也就是顺治十一年的时候香山县造册的，而顺治三年绍武政权在广州成立时，当年香山造册的总人丁是126000余，丁口53000人。
前后相隔八年，香山人口锐减一半。这还是得益于香山本就是人烟稠密之地，土地又极其肥沃，更有水乡便利条件，与之相对的罗定、高州、廉州、肇庆等地却是有很多县只余千把人口，很多乡里都是渺无人烟。
两万多丁口按大明律都是要缴皇粮的，香山地册统计的田亩数将近40余万顷，也就是说单纯以帐面数字盘算，香山的成年丁口每人应该能种近20亩地。但事实是香山这400多万亩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中，只有一半的田地掌握在普通百姓手中。而各乡公所报上来的情况又显示，当地百姓有近三分之一都是没有自己土地，专以租种地主家土地为生的佃户。
土地是这个时代百姓的命根子，也是维持任何一个政权的根本所在。周士相精力有限，不可能学后世伟人般自己做个详细的土地调查报告，所以他只能从这些帐面上的数字来计算自己每年能够从香山得到的钱粮总数。结果算下来的结果是，按一年征收两次，一次夏粮，一次秋粮计，太平军只能从香山农民手中得到10000多石的粮食，换算成斤数，则是100多万斤。
猛一听，100多万斤粮食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堆起来能上天。可摊到太平军每个士兵头上，一人只有100多斤粮食。100多斤粮食如何能养一个士兵一年，还不包括战时额外的补给。士兵都不够吃，更休提安置在各乡的原后营老弱妇孺在夏粮收割前都要无偿供应他们粮食以及粮种。
这么多的土地，却只能得这么点粮食，粮食哪去了？单以土地来算，每年至少也要200多万斤粮食才对。
答案是粮食在那些地主士绅手中，他们掌握了香山大半的土地，在剥削佃户的同时，他们一粒粮食都不用交给官府，因为他们是有特权的士绅！
问题绕来绕去又绕到了地主士绅头上，永乐、长宁等乡已经不存在地主，所以当地的田地全部被当地乡公所拿来分了，龙眼都也好些，乡里的地主跑了一大半，只剩几家在观望形势。其他乡，情况很不好，在乡举人好几十个，原先家中有做过官的更是多达上百家，这些家族一律称之为士绅家族，祖上有很多还是做过大官的。
廖瑞祥不同意拿这些地主士绅开刀，宋襄公也反对，周士相本就无意把名声弄坏，所以他没有杀人夺地的心思，然而他又必须要解决缺粮的问题，所以三人合计后，决定以温和的形式从地主士绅手中把粮食抠出来。
征粮是动作的借口，清查隐藏人口则是逼士绅们就范的第一个手段，而免徭役等配套的政策则是吸引隐藏人口主动登记的诱饵。
所谓隐藏人口实际就是历朝历代的通弊，凡是有举人身份的读书人中了功名后都会得到一系列的政策优待，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免赋税。这个优待政策就使得很多农民因为贪图小利而将自己的田地投充到士绅名下避税，久而久之，这些农民就成了士绅的佃户或直接成为黑户，原本应作为丁口登记入官府纳粮名单的他们就此消失了，随同一起消失的就是无数的土地。
与此同时，有了功名地名的读书人做了官后，同样也会在家乡大肆购并土地，在任时可能吃相还好些，致仕后就变本加厉了。士绅土地不断增加的同时，官府的税入却变得越来越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香山有40多万顷的田地，可太平军只能按册征收不到400万斤的粮食。
不能小看士绅的贪婪，宋襄公说当年嘉靖朝的首辅徐阶在其老家就吞并了二十多万亩土地，香山的士绅虽没出过徐阶这等大人物，但做过尚书的有，侍郎的也有，知府、知县就不计其数了。这些人没一个不给自家置田产的，二百年下来，香山境内还能有一半土地属于普通平民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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