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天盖地的的突击营骑一师以一个重装骑兵团、一个轻骑团，旋风般刮过蒙古大戈壁时，秘密驻扎在阿尔泰山脉的一支由一个骑兵团、两个山地营和一个步兵团、一个火炮营组成的苏联红军，曾经一度十分慌张，一面急电乌兰巴托苏联驻军总司令部和莫斯科，一面准备进行紧急拦截和防御。
不过，高志远很快就脱离了接触，忽左忽右，飘忽不定，直到突然现身在内蒙的阿拉善左旗，苏联红军方才长出一口气。
这支苏联武装的阿尔泰驻军最高指挥官格里高利是一个典型的哥萨克，但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政治家。当侦察兵报回来的消息是内蒙的德王集团已经行动起来，这家伙顿时捻着他上唇特有的哥萨克胡子笑了起来。
“德王，是那个一心梦想要回到我们怀抱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老家伙吗？哈哈，他倒是一位赛马上的接力手呀。好吧，我们可以歇歇气了，该让这个老家伙去自己烦恼了。”
“噢，格里高利，德王那家伙就是一个老狐狸，你可别对他抱有多大的期望。前些天我们的侦察员回来，说的就是他。日本人已经将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派了过去，正式对外宣称成立了大日本国德王办事处，他不会来找我们了。”
说话的是格里高利的参谋长、同为顿河两岸哥萨克骑兵的罗莫罗索夫，虽然不是斯拉夫人，但他却有一个显赫的经历，曾在布琼尼骑兵军中担任过主力团长。
“田中隆吉，噢，一个丧家之犬吗？”
格里高利放下捋着胡须的大手，从裤兜里摸出一支烟斗，嘴角不觉浮现出一阵鄙夷的微笑来：
“这个日本猴子，就是命好而已。在上海失败前就被徘徊了关东。不然的话，中国的那个神秘将军释放的上海战俘名单中，就该也填上这个猴子的名字了。他妈的，他这么一掺和进来，还真是叫人有些头疼啊。”
这两位苏联红军蒙古秘密占领军头头，嘴里说的德王，在清末民初所谓的“蒙古独立运动”中，主张独立和自治、尤其是在对内蒙的划分上，叫嚣得最为激烈的一位蒙古王公贵族。在此后的突击营建国蒙古的进程中，这位臭名昭著但也颇有声望的分裂分子，将给孟遥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当然，这是后话了。
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孛儿只斤氏，公元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他的父亲名为那木济勒旺楚克，世袭该旗的郡王。其父于1908年去世后，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
应该说，在德王的成长过程中，正是晚清中国社会最为黑暗和饱受列强欺凌的时期。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德王有着比他的前辈更为浓烈的民族意识，穷其一生为他的所谓“独立和自治”摇旗呐喊，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的是放垦开荒政策，到了北洋政府时期，为了在该地攫取更多利益，更是得到了加强，不仅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 1928年更是改为权力更大、范围也更广的行省制度，到处设立垦务局，从而引发了大面积的抵制、反抗放垦斗争。
自1929年起，境内先后有前郭尔罗旗陶克陶胡起义抗垦，科左前旗嘎达梅林抗垦，西部乌审旗白音赛音起义抗垦，准噶尔旗丹丕尔起义抗垦，扎萨克旗旺丹尼玛起义抗垦，达拉特旗胡尔嘎起义抗垦，1943年伊盟七旗联合抗垦等。
这也为时年不过二十多岁的德王提出所谓的“改革旗政，出问蒙事”的梦想，无形中提供了广阔的现实舞台。
1930年，以吴鹤龄为代表的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因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了庞大的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请愿。
时任锡副盟长的德王立即抓住时机，联合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趁机通电宣布成立所谓的“蒙政会”。以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整个事件咱中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
与此同时，德王还派私人代表秘密面见蒋介石，一方面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的情报，表面请示实则威胁，用这种手法从南京政府和日本满疆政府中骗得了多种请拨经费和名目繁多的军费开支。
这样声势浩大而又两面暗中使劲的一场所谓独立运动，自然得到了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
1934年3月，正于中国工农红军打得不可开交的南京政府，被迫批准成立“蒙政会”，并在其后的四月间在百灵庙举行了隆重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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